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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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4

  当前,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进行。 国家相关部委已先后命名了四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466个,五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165个。

各地区也在因地制宜探索创建活动的路径、方式和方法,与此相关的一些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也得到改善,民族团结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创建活动产生的正能量有目共睹。

当然我们也看到,要实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预期无疑是长期而艰难的过程。 笔者认为当前需要关注以下几点:  一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要不忘初心。 初心总是与使命感和责任感联系在一起的。

在全国进行民族团结创建活动的初心不外是要通过这种形式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弘扬正气,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各族人民智慧和力量,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效解决影响民族团结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夯实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等等。 迄今为止,创建活动已自上而下地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创建支撑体系,有系统的顶层设计和部署,有统一的评价指标内容,从项目申报、内容规划、组织实施再到对各种模范区、示范区、先进区的验收,都有比较完整的工作程序。 我们发现这种自上而下的创建模式也存在一些不足,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区、各领域、各层面的情况千差万别。

由于有的创建活动始终围绕上级的指挥棒转,围绕着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动,创建活动逐渐由手段、方式变为目的。

由于创建活动由政府主导且能够从政策、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与一定的支持。 这些支持虽然有利于调动创建积极性,但是其中的好处也激活了一些地方的功利之心。

政府投入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创建的热情和质量。 显然,如果将得到多少好处置于首位,创建变成获利的平台,就是忘记了初心,创建活动就会变味。   二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需要聚人气、接地气。

这涉及政府主导与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关系问题。

政府主导体现了政府的价值取向和责任感,但政府绝非创建活动的惟一主体,全社会的范围涵盖了社会各界人员、组织和机构。 作为集合概念的民族由若干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个体的人构成,并通过在职业、行业、身份、阶层、宗教、语言等方面的联系结成各种社会群体而存在。 由于民族性因素总是与各种社会性因素交织在一起,民族团结的本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不同民族成员的接触与交往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本质上是实现人与人的团结。

千千万万的各民族成员和由他们所构成的各种组织和机构都是创建民族团结良好氛围的主要载体,他们的参与程度往往就成为衡量创建活动是否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内在动力的重要内容。

聚人气、接地气实际上也就是党坚持的群众路线的体现。 我们看到,虽然在顶层设计中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有进机关、企业、社区、乡镇、学校、寺庙等要求,强调要重在平时、重在交心、重在行动、重在基层。 但一些地方民众参与明显不足,相关部门忙于做资料、忙于接待和忙于接受检查往往成为一种工作常态。

实际上,政府主导与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应该是体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长效机制的重要路径。

  三是要尊重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所蕴含的内在规律。

创建活动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多种因素、多种资源。

所谓尊重,就是要承认蕴含于其中并且必然影响和制约创建活动的、符合其内在发展变化的各种内在规定性。 民族团结是一个有条件的动态过程,会受制于地区和人口的结构以及发展水平,受制于政策支持等等多种主客观因素。 因此,在创建活动中仅有良好的主观愿望是不行的,希望通过在某一方面的单打独斗去达到预期也是不现实的。

创建活动就是要创造和建设保障民族团结的各种必备条件,包括从时间到空间,从物质到精神、从外在环境到内在条件等等。

可以设想,如果民族团结创建活动更多地是倾向于形式上的宣传教育,在保障民族平等权利的条件建设、缩小民族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尊重各民族的历史地位和传统文化的价值等相关制约性问题的解决方面关注不够,必然难以建立起和谐的民族关系。   四是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民族成员之间的矛盾或纠纷是大势所趋。

不可否认,当下在民族交往中还存在这样一些饱受争议的现象,如:一些一般的经济纠纷、民事纠纷,凡涉及民族性因素的时候往往容易被引向民族问题,民族容易成为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一些相关部门或相关人员在处理涉及民族性因素的事件中存在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的情况,往往出现拿钱买平安、托人情找关系、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等不良现象,有些方式方法也可能暂时解决某些问题,但治标不治本的负面效果却是明显的。 我们知道,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当然也是处理涉及民族性因素的矛盾或纠纷的根本出路,尽管有的矛盾或纠纷尚未触及法律这根红线。 所谓法治思维,是指执法方或管理方要按照法治的逻辑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当事者则同样要依法理性维权。

双方都认同其中的法治精神和原则。

由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要保障每个公民的平等权利,超越了具体的民族身份,代表了各民族对民族平等、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追求,符合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从而具有破解涉及民族性因素的矛盾或纠纷的权威性和处置能力。 2010年多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意见》就明确指出,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凡属违法犯罪的,不论涉及哪个民族,都要坚决依法处理。 这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行进在法治轨道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然,实现这些愿望和满足其要求同样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作者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